納粹之惡的避免和被視作“希特勒最后的人質”的納粹劫掠藝術品的最終返還，依賴于國家和國際法律的完善和執行，依賴于“法治”，但更依賴于每個人內在的良知、道德感

■《希特勒的最后人質：被劫掠的藝術品和第三帝國的幽靈》

[美]林美 著

吳新婷 譯

出版社：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任岳鵬

基于人類內在惡性，歷史總會以某種形式不斷顯現?？梢哉f，納粹暴行和文化，就像幽靈一樣，深嵌在德國社會甚至整個人類深處，不經意間就會向我們展露其猙獰面目。美國記者林美所著《希特勒的最后人質：被劫掠的藝術品和第三帝國的幽靈》一書，就是這樣一部能夠引發我們對“納粹文化”進行深層反思的作品。

該書以“古利特寶藏事件”為切入點。概括地說，2012年2月，德國稅務調查人員因懷疑一位與世隔絕的老單身漢科爾內留斯·古利特有洗錢嫌疑，對其位于慕尼黑的公寓進行搜查，結果發現房子里藏有約1200件藝術品，價值數千萬美元。這些作品的創作者包括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馬勃羅·畢加索、埃德加·德加、亨利·馬蒂斯、馬克斯·利伯曼等。

科爾內留斯的這些寶藏是其于1956年去世的父親希爾德布蘭特·古利特遺留給他的。希爾德布蘭特·古利特是二戰期間為希特勒的“元首博物館計劃”工作的主要藝術品經銷商之一，是1940年代在歐洲各地搜刮藝術品的主力成員。也就是說，這約1200件藝術品是從歐洲各國特別是猶太藝術家那里劫掠、盜取來的。

戰后，希爾德布蘭特通過對盟軍奪寶隊、德國新政府和希望找到自家遺失珍寶的歐洲猶太家族一再撒謊等手段隱匿了這批寶藏，并傳給其子科爾內留斯。稅務官員沒收了這批藝術品，卻未向國際社會透露其存在，直到2013年11月被公之于眾，秘而不宣近兩年。

德國政府的隱瞞行為，嚴重違反了其1998年簽字同意的《華盛頓原則》（該原則是一套國際準則，旨在推動將納粹劫掠的資產歸還給納粹受害者）。對于這批寶藏，科爾內留斯本人公開宣稱不會歸還，并堅稱其父為希特勒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在完成本職工作，而且都是完全合法的工作。迫于巴伐利亞州司法部的壓力（而非法律的強制），科爾內留斯才同意將《持扇女子》和《海灘上的兩個騎手》兩件作品分別還給其原主羅森貝格家族和托倫家族。2015年，在科爾內留斯去世整整一年后，德國政府終于將上述兩件藝術品物歸原主，但其他藝術品的歸還仍看不到一絲可能。

縱觀全書，有以下三方面內容和問題耐人尋味，引人深思。

納粹政權與藝術文化

眾所周知，希特勒是學繪畫藝術出身的，但陰差陽錯沒有走上職業藝術家道路。但一個人年青時期的所學往往會以多種形式或明或暗地影響著一個人的一生。學習藝術出身的希特勒更懂得藝術的價值和功能，更善于利用藝術和藝術品達到自己的“邪惡目的”。

如作者在書的序言所說，藝術從一開始就是希特勒政治規劃的核心。除了拿破侖·波拿巴，與其他西方獨裁者截然不同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確醉心藝術。希特勒認為自己首先是藝術家，其次才是政治家。甚至在自殺前不久，他還在談論自童年起就酷愛藝術。

通過本書我們可以看到，藝術事件與納粹主義相互交織，不可分割。希特勒積極參與確定什么是他心目中理想的雅利安藝術，同時扼殺他認為“墮落”的藝術家、收藏家或經銷商的職業生涯甚至他們的生命，致使眾多德國猶太藝術家出逃他國包括美國。他還制定元首博物館計劃，用來收藏納粹認可的藝術杰作，從而為希爾德布蘭特·古利特這樣的投機商提供了從歐洲各地包括博物館搜刮藝術品的機會。正是由于希特勒的這番“惡”操作，根本上持久改變了西方文化版圖——藝術重鎮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普通民眾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由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阿倫特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另一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其中第二種比第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梢哉f，納粹之惡絕不是希特勒一人之惡，絕不是少數軍官之惡。沒有普通民眾的推波助瀾、積極迎合、沉默順從，納粹政權和暴行就失去了土壤，也不可能存在?！断Ｌ乩盏淖詈笕速|》一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揭示了這一點。

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關于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圖書已經成千上萬，但聚焦于第三帝國對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因普通歐洲人的同流合污，而使納粹政權得以實施其文化和種族滅絕政策的著作少之又少。而這正是本書通過講述希爾德布蘭特·古利特及其兒子科爾內留斯·古利特的往事所要表達的旨意。

本書不僅描述了希爾德布蘭特如何積極上位，爭取到為“元首博物館計劃”工作的機會從而得以到處搜刮藝術品并從中謀利，如何處心積慮欺騙盟軍奪寶隊、德國新政府從而得以私藏大量藝術品；不僅描述了科爾內留斯為了保護藏品不被發現如何“與世隔絕”，當藏品被發現后又如何“拒不歸還”這樣兩個典型人物的所作所為，也從多個側面描述了普通民眾面對納粹之惡的態度和表現。

對于納粹劫掠藝術品歸還問題，書中寫到，德國的主流態度竟然是：每年在年度演講和紀念活動中要銘記猶太人大屠殺，但大屠殺的受害者應當打消索回其被盜財產的念頭。

“古利特案”的處理重法律輕道德

按照德國法律規定，對于藝術品被希特勒竊取之人來說，訴訟時效在1970年代已屆滿。正是基于此，德國政府在處理“古利特寶藏事件”上，持法律與道德相割裂立場，表現出嚴重的“重法律輕道德”傾向。

上面已經提到，稅務官員在沒收了科爾內留斯藏匿的這批納粹劫掠藝術品之后，違反《華盛頓原則》，對外界秘而不宣近兩年。稅務檢察官認為，判斷這些作品是否竊自博物館，不是自己的工作。他的目標只是對它們進行評估，以確保古利特繳納稅款。

對此事件，德國上層官員包括文化部長認為，這屬于巴伐利亞地方事務，應由地方官員進行解釋，從而拒絕承認德國政府由于秘而不宣長達兩年而妨礙了對這些藝術品的調查之錯誤。當然，地方官員同樣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并將責任推還給文化部長。

由于這樁丑聞的持續發酵，在德國政府授意下，一名來自柏林自由大學的女教授，只是出于稅務目的對這些藝術品進行鑒定，并未請她確認這些藝術品是否屬于納粹劫掠的藝術品。同時，德國政府始終拒絕公布這批藝術品的高清圖像，這導致唯一的一次在巴伐利亞州一個地方小城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公布的照片，很大概率不會在國外發布，而且有照片的藝術品不到藏品總數的1%。這使得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后人很難證明古利特藏品確實屬于他們。

當認出古利特藏品中有自家畫作后，羅森貝格家族和托倫家族曾立即聯系德國官員，并提供了所有權證明，但德國政府卻婉言拒絕給予幫助。在科爾內留斯于2014年去世后，默克爾政府還是宣稱，保護已故科爾內留斯的隱私，比公開被劫掠藝術品歸還事宜更重要。

總之，戰后德國，道德準則與法律規定各行其是。在“古利特寶藏事件”中，立法機構、文化部和政府出資的博物館三方之間互相推諉，而不是承擔起修正這個崩壞的歸還體系的責任。官僚集體主義阻止公務員個人冒頭聲援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及其后人。在德國政府看來，這些幾十年前政府暴行的受害者，已不再屬于當下公務員所代言的公民。他們認為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正當的，至于是否合乎道德則無關緊要。

當然，也不排除例外。巴伐利亞州司法部部長溫弗里德·鮑斯巴克是作者見過的唯一例外。這位地方官員直接向德國最高立法機構聯邦參議院請愿，提出修改索還被劫掠藝術品的追訴時效的立法提案，雖然最終沒有一個政客支持他。這位部長領導的巴伐利亞州司法部，也是德國唯一從道德角度看待“古利特寶藏事件”的政府機構。如前文所述，正是在其壓力下，科爾內留斯才同意歸還《持扇女子》和《海灘上的兩個騎手》。

作者在書中強調，逃避個人道德責任的官僚集體主義是對全人類最大的威脅，必須提防肆虐成風的官僚集體主義。

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說，有兩件事物越是思考就越覺得神奇，心中也越是充滿敬畏，那就是頭頂的星空和內心深處的道德法則。納粹之惡的避免和被視作“希特勒最后的人質”的納粹劫掠藝術品的最終返還，依賴于國家和國際法律的完善和執行，依賴于“法治”，但更依賴于每個人內在的良知、道德感。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走出“平庸之惡”，才能避免“極端之惡”。而這，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事業。

（作者系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