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為業：東南山場的界址爭訟與確權》

作者：杜正貞

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 劉陳皓

山，是中國人一種精神寄托，所謂登高望遠。但是山更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資源稀缺，必然就會出現爭議，進而出現各種爭奪。

杜正貞的《以山為業：東南山場的界址爭訟與確權》一書，縱向進行了一次關于山的敘事。即從唐以前的零散開發（砍伐與埋葬），發展到以土地開發為目的的經界，最后在現代化視角下，發現山地權利。作者以時間為線，把東南山場的權利問題進行了闡釋。而橫向來說，則是“本土性知識”和“國家與地方”貫穿全書。

所謂本土性知識，是強調財產權并不是一種抽象概念，而是具體生活在本地人的共識。在經界問題上，各種確定權屬的方案，無論是用于憑證的墳山、族譜、碑刻，還是標識界址的田埂、樹木等，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這一方案是由本地人在某種程度上共享的知識。在這種共享知識的基礎上，進而形成了某種確定的秩序。在結論部分，本書更廣而言之，吸收了以往研究（例如，兩湖平原湖權的研究）成果，認為在中國，權利所以發生與演進，與地方社會的自我更進緊密聯系。

而所謂國家與地方，是強調在山地權利演進過程中，形成地方性知識的路徑，不僅是單純的民間行為，更有國家參與其中發生的故事。這可能是歷史人類學的核心論點，例如，以賦役制度溝通國與民，尋找到宗族制度所以發生的基礎等。而在東南山場中，這一路徑則展現為國家在賦役（古代）與開發（近現代）不同的語境中，對山場問題不斷重視，由此引發出國家承認的權利概念。

“升科”在傳統中國具有最為典型的確權意義。當一塊土地升科后，表明成為國家所授之田，與耕種土地的人結成了牢固的賦役關系：老百姓為國家提供賦役，國家確保老百姓對土地的權屬。而山地由于其不利于糧食生產的特性，從而導致在國家層面升科較少，因而導致權屬不明。但是隨著對山地開發的強化，尤其是近代以來對山林經濟重要性認識的提升，山地的確權也需要逐漸明確，因此本書也指出，對界址的不斷細化，也有著對付官府的因素。

以上兩點展現出了中國人權利概念的生成路徑。常常有人說中國人權利意識不足，但是在地方上卻可以常?？匆娨驗闋帄Z田界而引發的沖突乃至于大規模械斗。所謂寸土必爭，這種爭的背后，就是權利意識。那么這種權利意識，是否足夠誕生西方法意義下的權利概念呢？我想，如果把人類歷史拉長到足夠的維度，二者恐怕是相同的。

無論是自然法學，還是法經濟學，都認為人類發明權利的概念，多少有點防止斗爭的意味。自然法學派認為人的理性讓人自存，法經濟學認為斗爭消耗了太多成本（書中所引公地悲劇大抵有此內涵），由此人類發明了權利。從這一角度上說，東南山場的確權問題，其生成路徑，與全人類并無二致。

而在具體細節上，中國人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確權路徑。從歷史傳統上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對一切資源理所應當地具有控制權。但深入到治理本身，我們卻發現，因為種種原因，傳統中國所關心的，其實是賦役之下的授田體系，升科土地的權屬最為正當。如在本書所引著名的墳山案例中，糧串這一納稅證明即成為確權憑證。但這也形成了大量的“真空地帶”，這種無法下到縣的皇權，亦無從安排所有資源，典型如山林權屬，而由民間社會去自發填補。當國家開始發現其經濟價值后，又開始納入管理，從而在司法或者經界過程中，讓權利不斷確定化乃至法定化，而實現權利。

這一自上而下的過程，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人對于權利的理解與西方不一樣。換言之，這是歸屬于中國人特有的確權方式。進而言之，本書實際上提供了一個生成本土權利概念的路徑，可謂真正的本土法資源。

由此來到了最后一個問題，這樣一個本土法資源的研究到底有何意義？時至今日，難道問題還沒有解決嗎？書中提到：“一種是在山場開發利用的長期歷史中生長出來的契約秩序……另一種是民國政府從現代國家財政需求出發，要求精確的山場面積、標準化的估價和基于國家地籍登記的產權憑證。這兩套制度的競爭和對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今天山林土地糾紛仍然是山區重要的糾紛類型，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如何回應本土的權利敘事，仍然是一個重大課題。

因此，本書所提出的問題，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我們有必要站在中國立場，重新審視權屬問題，才能真正給出屬于中國的答案。

（作者系廣西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