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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視野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2024-04-18 13:46:3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這種探索的意義是重大而新穎的,因為它走出了一條從法史到法文化,從法文化到法原理的獨特之路


        ■《原理及其意義——探索 中國法律文化之道》

        作者:張中秋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王水明

        在中國法制的漫長歷史中,圍繞著法律史實,產生了諸多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原理,共同構成了一幅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圖景。如果說法律史實是葉,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是干,那么法律原理即是根。

        究其原因,是因為法律原理具有共通性、普遍性和超越時空的連續性。由此,若要探究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必須發掘蘊含其中的法律原理。我國知名法史學家張中秋教授所著的《原理及其意義——探索中國法律文化之道》一書即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

        該書從法史中抽繹法理,以法理來解讀法史,深刻揭示了中國傳統法律的道德原理和辯證方法及其意義,指出道德原理是植根于萬物井然有序與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理,有助于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之道的追問與思考。

        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

        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具有怎樣的法律原理,即所謂的傳統法律文化之道,有必要從中國傳統法律的倫理化開始。因為法律與倫理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問題。

        追溯歷史,除了春秋戰國時期有過短暫的法律與宗教倫理分離之外,自西漢開始,隨著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后,法律獨立發展的勢頭便已停止,并轉向了倫理化。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唐律疏議》可以稱得上是總其大成,并為此后的朝代所繼承。

        那么,這種倫理化具體表現在哪里呢?具體說來,在國家政治領域中,經歷了西周時期的忠(尊尊)、孝(親親),以及西漢之后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在家庭/家族與社會領域中,集中體現為一個“孝”字,如夫權中,丈夫擁有單方面休妻的權利,即“七棄”;親屬犯奸重于凡人犯奸,前者在傳統法律中稱之為“內亂”,列入“十惡”之中。

        究其原因,在于社會條件——相比西歐中世紀以莊園制為主要生產方式,傳統中國主要表現為個體小農經營。這種生產方式以個體血緣家庭為核心,長輩對下輩、父親對子女、丈夫對妻子、男性對女性具有天然的領導權和指揮權。這樣的倫理化傳統法律最終成為倫理道德體系的附屬,恰如司馬遷所說,法律“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言下之意就是,法律被認為是人們在社會中實現道德理想的工具。這顯然與現代化法律所彰顯的民主、平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過,應予肯定的是,雖然倫理化的中華法系在西方法律文化的沖擊下解體了,但它對世界法學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作為宗法倫理型的法文化,對人類法學智慧的補充和啟迪將永世受益。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表現

        沿著這種倫理化的傳統法律背景,我們不妨接著分析傳統司法文明、傳統法理學以及傳統法律文化:既作為一種延伸,看看這三者是否帶有倫理化的痕跡,又作為一種論證,看看倫理化的傳統法律究竟是怎樣影響這三者的。

        第一,傳統司法文明。作為司法文明的核心和靈魂,傳統中國的司法理念是公平,在傳統觀念看來,公平就是合理,且只要是公平合理的,就都是正義的,作者稱之為合理正義觀。作為司法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中國司法制度以成文化、法典化為標志,自《法經》開始,如《漢令》《唐律疏議》《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均有對司法制度的規定。

        傳統中國司法制度還以體制化、程序化著稱,如唐、明、清時期都規定了極為完整正規專門的國家機構,在中央層面,唐有御史臺、刑部和大理寺,明清有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程序化方面,屬清代刑事類的死刑案件審判程序最為嚴格、復雜,大體可分為初審、審轉復核、督撫具題(具題即題本上奏)、三法司核擬、再具題五個環節。

        就傳統中國司法邏輯而言,合情(事實原則)、合理(合理正義觀)、合法(法律原則)構成了情理法統一,就是法意與人情相通,其實質就是動態的合理正義觀的實現,亦即司法理念在個案中的落實。這樣的傳統中國司法文明,對于今天的司法文化建設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如,在文化教養方面,它有助于推動司法人員法精、理通、情達的統一,如能在專業精通的基礎上,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人文關懷和文化修養,就有可能做到現代版的法精、理通、情達的統一,從而使司法裁決既嚴格執法又合情合理,最終達到“案結事了”的效果。

        第二,傳統法理學。作者認為,傳統中國雖沒有西方所說的狹義上的法理學科,但有廣義上的法理學,即法律學術,包括法理意識、法理知識、法理觀念等。而傳統法理學的精髓在于,法是合理亦即具有正當性的秩序和規范體系,包括意識、規則和習慣,表現為天理、國法和人情的三位一體。如果從哲學上分析,這種法觀念所展示的正義觀是:從自然、天理、陰陽,到道德、仁義、情理,再到正當、合理、公平,終至正義。說得具體點,以此構成了中國人以合理或者說以動態的合理為核心的正義觀念。

        應予指出的是,這種動態的正義觀為我們今天司法中要如何面對和處理社會正義與法律正義、法律正義與個案正義的平衡協調提供了先例和借鑒,因為:天理通社會正義,國法通法律正義,人情通個案正義,這三者的有機統一就是最理想的平衡協調,而實現這三者的有機統一,必須努力使動態的合理正義觀得以實施和實現。

        第三,傳統法律文化。作者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展現的是一種禮法結合的文明,即禮法文明,這種文明所追求的理想是實現大同世界,用法律話語就是無訟之世,言下之意就是,實現和支配世界的主要途徑和基本力量是道德,法律是輔助性的,這顯然與西方大異其趣。如果說西方依靠正義的法律實現權利的平等,那么中國則憑借道德的自律達到個體與群體的和諧。

        當然,和諧與正義自有差別,但作為不同文明的理想同樣給人以幸福;或許幸福的內容不同,但相信人們對幸福的感覺是相通的。由此看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關于理想社會的設計和追求符合人類文明價值的基本傾向,與現代法治社會的終極目標亦有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的契合。

        中華法系的精神和原理

        循著上述樣本分析,我們不妨來探析一下中華法系的內在精神和原理,而這得從解讀《唐律疏議》中尋找答案。作為中華法系的杰出代表,《唐律疏議》在開篇《名例》中提出了這樣的指導思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睉撜f,這是用法言法語完整而準確地反映了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更是真切地表達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原理,即禮法結合、德主刑輔,體現到中華法系上,那就是禮法文化。

        這個禮法以情理為依據,情理體現了仁義精神,仁義最后扎根在天地陰陽剛柔之道上,亦即以天理或者道德為其原理;這個道德原理表現在法的領域,就是之前多次提到的天理、國法、人情相通,落實到法律制度和規范上,可以簡單地用“三綱五?!眮砀爬?,由此中華法系亦可稱之為道德原理法。如要對比同樣偉大的羅馬法,由于它建立在自由理據之上,將自由視為正義,故而羅馬法可稱之為自由原理法。

        本書是一本論文集,記錄了作者近20年來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之道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意義是重大而新穎的,因為它走出了一條從法史到法文化,從法文化到法原理的獨特之路。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路徑固然有很多,但是原理和意義無疑是最重要的。

        此外,作者以法理視角來解讀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推動和諧社會離不開家禮家法、鄉約行規、國禮國法的協同(家國同構共理)以及道德原理和內在價值的支撐等觀點,對于推進當今社會治理、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啟示。由此看來,該書值得有興趣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讀者耐心品讀、仔細回味。

        (作者單位:青海省人民檢察院)

        責編: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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