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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蘇力眼中的家國天下

        2024-04-18 14:01:02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我們要研究中國、研究法律,就要關注日常在我們周邊發生的事情”

        朱蘇力 受訪者供圖

        《法治周末》記者 鄭超

        朱蘇力,筆名蘇力,北京大學文科一級教授,著有《法治及其本土資源》《送法下鄉》《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大國憲制》等。

        不久前,在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主辦的“新時代法秩序”學術大講堂首期講座中,朱蘇力以“歷史中的家、國和天下”為主題進行演講。

        圍繞此次講座,《法治周末》記者與朱蘇力進行了對話。

        在生活細節中理解家國情懷

        《法治周末》:如何理解歷史中的家、國和天下?

        朱蘇力:提起家國天下,很多人會想到《禮記·大學》中的那段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先齊家者,必先修其身?!边@就是儒家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我們不能教條地理解這句話。只有回到具體的生活細節中去理解,才能發現這個說法的真正含義。

        家、國和天下是三個制度體系,不能混為一談。

        這里的天下,指的是中華文明的共同體。古代中國包括中原的農耕文明、東北的漁獵文明、西北的游牧文明。這里的國,主要是指古代農耕地區的政治共同體。

        這里的家,指的是家族。家族往往以村落為社會基本單元,是一個以血緣為基礎、地緣為連接的利益共同體。家不是戶,古代注重戶口戶籍問題,是因為古代的戶其實是一個稅收單位,是為了便于征稅而形成的概念。

        古代村莊基于血緣關系而形成,這在我們的生活中還可以找到許多痕跡,比如以“莊”命名的城市——石家莊。名著《水滸》里還有一個“祝家莊”。

        我們要研究中國、研究法律,就要關注日常在我們周邊發生的事情。同姓村莊是中國特有的歷史現象,在歐洲、美洲、非洲都沒有中國這樣的同姓村莊。

        對于中國歷史上生活在中原農耕地區的中國人來說,絕大部分人一直生活在村落里。他們很少需要考慮國家制度、國家權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村子里面沒有秩序,村子里面不僅有秩序,而且有嚴格的制度。

        村子里面最主要的制度,主要要解決三大問題。第一個是父子關系,第二個是兄弟關系。為什么不是姐妹關系?因為姐妹最終會嫁出去,只有兄弟關系一直在村里延續。第三個是男女關系,這既包括夫妻關系,也包括不是夫妻的男女關系。

        以上這些規則并非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是為解決人類生活當中的實際問題而產生。

        催生早期中國的兩個重大變量

        《法治周末》:為什么說在歷史上建立起一個大國是很難的? 

         朱蘇力:為什么會出現國家?怎么樣才可能出現國家?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在歐洲古代,出現的都是很小的國家。非洲古代也有一定規模的農業,但社會一直以部落形態存在,是殖民者到來后才出現國家。

        先秦時期,有一首歌謠是這樣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與我有何哉?”想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國家,很難。

        但是,中國就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大國,而且文明綿延數千載而不中斷。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的文化傳統延續了下來。

        這也許和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中國有兩條大河,一條是長江,一條是黃河。對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歷史進行分析,不難看出,這里經常發生水災。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地方,也是受水災影響最大的地方。一旦有水災,華北和江蘇、河南、安徽這些地方的農民就會受災,治理黃河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如何治理這樣一條大河的水災?光靠一個村子、幾個村子是不行的,必須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形成一個共同體,共同努力去治理。長江中下游也是如此。

        而且,治水過程中,要確保大家都積極參與,而不是機會主義搭便車,這就需要一個有號召力也具有強制力的組織——政府。這是催生國家一個重要變量。

        對中原的農耕者而言,土地越耕種越肥沃,這也容易更早形成疆域國家(“社稷”),并且安土重遷。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他們逐水草而生,但他們還需要一些因游牧無法或很難生產必須從農耕區獲得的必需品,如糧食、茶葉、絲、麻、金屬用品。特別是北方氣候變冷,草場枯萎,或遭遇雪災,為了求生,游牧者會從遼闊的北方草原南下,進入中原農耕區搶奪生活物資。

        這就更可能在中原廣大地區催生統一和強有力的政權,保證中原農耕民族在這種文明沖突中存活下去——所謂“尊王攘夷”。多難興邦,這是催生早期中國的另一重大變量。

        我們要從歷史中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法治周末》:您如何看待古代的科舉制?

        朱蘇力:韓愈在《馬說》里面講,“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但是,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里,就算君王是伯樂,他到哪里去找千里馬?他怎么知道哪里的馬更好?這就需要有標準化的選拔制度。

        漢代的時候推行選舉制,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并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這一制度讓很多有真才實學的人步入仕途,得到重用。三國時又采取了察覺制,由中央政府派官員來選拔人才。

        但這些制度逐漸地都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受制于地方、弄虛作假,所薦舉的多是當地有影響力的豪門貴族,或是相互舉薦對方的親屬子弟,導致社會底層的人才很難有機會參加國家治理。

        所以,到隋唐時期,產生了更加規范化和標準化、對讀書人普遍開放的科舉制度。這種制度一直沿襲到清末。

        科舉制是最基本的人才選拔制度,但人才選拔和培養并不僅僅靠科舉,還有其他輔助性的制度來防止一些弊端。因為,會考試的人不一定都會做事,因此要注意從實踐中培養經世致用的人,而不是偏好詩文或只能紙上談兵的人。

        此外,不同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一致,受教育機會不等,社會穩定程度和富裕程度不同。因此,只看考試分數,對各地方的政治參與不公平,也不利于對國家統一和政治整合。古代中國在人才選拔上,至少從漢武帝時開始,一直都有適度的制度回應,追求的就是讓偏遠地區、教育不夠發達的地區也有人能參政。

        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在歷史中國的給定條件下,科舉制度已經是各種可行制度中的最優人才選拔制度了??婆e制度讓中央政權可能實行大一統,“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其不僅防止了階層固化,就其功能而言,也是一個下情上達的信息網絡。

        《法治周末》:您如何看待法律人學習歷史的意義?

        朱蘇力:我們不是簡單地了解歷史,而是要了解嵌在具體時空中的那些麻煩和難題以及相關制約條件,然后才可能理解那些具體的應對方式;理解當問題、約束條件變了,何以成功地改革和完善制度。也就是說,我們要從歷史中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所有要做事的人,都必須首先有理解問題的能力,然后才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法律人是要做事的,不是死讀書的人。

        責編: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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